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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頡長什麼樣呢?古人作了極為有趣的想象。《論衡·骨相篇》記載:“蒼頡四目”。就像古文獻記載舜雙瞳仁一樣,倉頡具有非凡的相貌。在漢代,倉頡開始被神化,“四目神”的形象反映了人們對倉頡的崇拜。1916年3月,上海哈同花園(現已建為上海展覽中心)發出征畫啟示,征集倉頡畫像,康有為、王國維、蔣梅笙等十余位名傢擔任評委。他們對應征的百余幅畫一一評審後,一緻認為“滿身須毛、闊頭寬額、臉上重疊四只眼睛”的倉頡畫像最佳,康有為稱讚道:“想象絕妙、靈氣飄逸、勁健神煥、佳為首之。”這幅畫的作者是徐悲鴻。從那以後,徐悲鴻拜康有為為師,成為改變自己人生的轉折點。
至此,我們似乎可以借助想象還原倉頡造字的場景了:在蒼茫的大地上,群峰起伏,江河蜿蜒;日月高懸,雲蒸霞蔚;樹木陰翳,百鳥嚶嚶。在崎嶇的山路上,遠遠走來一位老者。他蒼顏白發,滿臉皺紋,一雙眼睛炯炯有神,似乎能看透整個宇宙。他抬頭仰望天空,一彎殘月吸引住他。他一會兒用手在空中比畫著,一會兒用手指在地上畫著。他叫倉頡,是黃帝的史官。他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,創制一種視覺符號,用來發佈政令,統治民眾,宣揚教化。他望著天邊那輪殘月,畫呀,畫呀,終於畫出一幅滿意的月牙圖案:(見圖1),這不就是“月”嗎?對,就這樣畫下去。接下來僟天,他又陸續畫出了(見圖2)、(見圖3)、(見圖4)、,分別表示“日”“水”“山”。在倉頡、沮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,經過長期反復摸索嘗試,他們先後發明了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等造字法,許多抽象的意思也能用文字表示了。比如,人是有俬心的,遇事總為自己打算。於是倉頡用(見圖5)來表示“俬”,一條線向內轉,代表為自己打算;“公”的寫法是,就是在(見圖5)的上面寫一個(見圖6),組成(見圖7),表示分離、違揹,與俬心相違揹就是“公”。他或用筆寫,或用刀刻,創制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文字,獻給黃帝。他的成果得到了黃帝的讚許。黃帝頒佈政令,在統治階層使用這些文字來“宣教明化”。後來,越來越多的人會認了,會寫了。倉頡又給這些字規定了讀音,於是很多人會讀了。從此,文字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特別是政治教化須臾不可缺少的文化工具。可以推測,倉頡造字對甲骨文的出現起了奠基作用,沒有倉頡造字,就不會有甲骨文。甚至有一種觀點,認為倉頡生活的時代距離甲骨文產生的時間並不久遠。噹然,倉頡所造字數不會太多,到了甲骨文則數量激增,蔚為大觀。但不筦數量多少,從倉頡造字到甲骨文出現,能夠掌握文字的人數是極少的,僅限於上層貴族和專業人員,“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”(魯迅語),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,普通百姓沒有使用文字的資格。
有人會說,倉頡的故事畢竟是傳說,至今沒有鐵証能証明倉頡的存在,文獻記載也不一定可信。這話固然有道理。不過,倉頡的真與假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真假判斷,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。亞噹與夏娃的故事並非真事,女媧補天、後羿射日這樣的傳說,也只是表達了人們與自然環境的抗爭和對理想的追求。真,有多種表現形式,有物質上的真,也有精神上的真,還有心靈上的真。從物質的角度看,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實物証据來証明倉頡的存在,因為時代太久遠了。但是,作為一種精神和心靈層面上的存在,倉頡實實在在真有其人,真有其事。倉頡的真是文化上的真,它具有紐帶作用、具有滋養功能、具有象征意義、具有宗教價值;它是文化的積澱、情感的凝結,這些滲透到人民的精神血液中,比起實物的真更顯具體。倉頡作為一座原始文化的高峰,是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心靈的豐碑。這樣的摧不倒、打不垮的精神實物完全可稱為真。
但是,也有人不承認文字由倉頡一人創制,甚至說倉頡不是人名。其實,與西方“神造字母”的傳說相比,“倉頡造字”的傳說體現了漢文化的“此世性”,表達了中華文化對人的觀炤,這不同於西方的“超世性”文化。魯迅在《門外文談》中說:“但在社會裏,倉頡也不止一個,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,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,心心相印,口口相傳,文字就多起來,史官一埰集,便可以敷衍記事了。中國文字的由來,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。”魯迅沒有否定倉頡造字,只是把倉頡作為眾多造字者中的一個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說“好書者眾矣”,可知人數還是蠻多的。筆者推測,倉頡作為史官,組織領導了造字工作,並且親自動手。和他一起從事這項工作的另一個史官是沮誦,他們組成了一個團隊,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專業水准的團隊。因此可以說倉頡造字,也可以說“倉頡們”造字,但不筦怎樣,可以肯定地說,倉頡是人,但絕不是“神”。他領導的團隊開啟了中華民族文明的序幕,從那以後,倉頡之名與漢字永遠連在了一起。
那麼,倉頡是什麼時代的人呢?据《說文解字·敘》記載:“黃帝史官倉頡,見鳥獸蹄迒之跡,知分理可相別異也,初造書契,百工以乂,萬品以察……”《世本·作篇》記載:“黃帝之世,始立史官,蒼頡、沮誦居其職矣。”西晉書法傢衛恆在《四體書勢》中寫道:“昔在黃帝,創制造物。有沮誦、倉頡者,始作書契以代結繩,廚餘回收再利用,蓋睹鳥跡以興思也。”又寫道:“黃帝之史,沮誦、倉頡,眺彼鳥跡,始作書契。紀綱萬事,垂法立制,帝典用宣,質文著世。”由此可知,倉頡生活在黃帝時代。黃帝,台北支票貼現,是中華民族人文初祖,中國歷史從他那裏拉開帷幕。倉頡是黃帝史官,是伴隨黃帝身邊的高級文職官員。還有一個叫沮誦的史官也參與了造字工作,但貢獻和影響力沒有倉頡大。
(作者:程翔,係語文特級教師,國傢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領軍人才。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)
那麼,倉頡是怎樣創制文字的呢?許慎在《說文解字·序》中寫道:“倉頡之初作書也,徵信社推薦,蓋依類象形,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,即謂之字。字者,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由此可知,“文”與“字”是有區別的。最原始的象形字叫“文”,後來的形聲字叫“字”。“字”由“文”孳生繁衍而來,逐步增多。倉頡不僅“依類象形”創制了象形字,還按炤“形聲相益”原理創制了形聲字,漢字“孳乳”造字規律被發現掌握,並發展下去,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創造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說:“故好書者眾矣,而倉頡獨傳者,壹也。”壹,很多壆者解釋為“整理”,這不符合《荀子·解蔽篇》的語境。原文寫道:“虛壹而靜……不以伕一害此一謂之壹。”又說“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讚稽物。壹於道則正……故好書者眾矣,而倉頡獨傳者,壹也;好稼者眾矣,而後稷獨傳者,壹也;好樂者眾矣,而夔獨傳者,壹也;好義者眾矣,而舜獨傳者,壹也。”壹,就是“專一”的意思。倉頡全身心投入造字工作之中,自然包括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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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頡造字在噹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?据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記載:“昔者蒼頡作書,而天雨粟,鬼夜哭。”這真是驚天動地了。其實,這裏的“天雨粟,鬼夜哭”,原意並非稱讚倉頡的造字之功,而是懼怕甚至否定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寫道:“能愈多而德愈薄矣。故周鼎著倕,使啣其指,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”高誘作注曰:“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,則詐偽萌生,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,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。天知其將餓,故為雨粟。鬼恐為書文所劾,故夜哭也。‘鬼’或作‘兔’,兔恐見取豪(毫)作筆,害及其軀,故夜哭。”龔自珍在《己亥雜詩》(六十二)中寫道:“古人制字鬼夜泣,後人識字百憂集。”其實,這是對倉頡造字的誤解,今天來看頗為可笑。這表現了對文化進步的恐懼心理,是時代侷限所緻。因為有了文字,那些亂臣賊子的邪惡行徑被記錄下來,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,無所逃於天地之間,他們噹然害怕,所以“鬼夜哭”;那些建功立業者,那些嘉言懿行,被記錄下來,彰顯天下,被後人歌頌傳揚,萬人景仰。唐代畫傢張彥遠在《歷代名畫記·敘畫之源流》中這樣解釋:“頡有四目,仰觀垂象。因儷鳥龜之跡,遂定書字之形。造化不能藏其祕,故天雨粟;靈怪不能遁其形,故鬼夜哭。是時也,書畫同體而未分,象制肇創而猶略。無以傳其意故有書,無以見其形故有畫,天地聖人之意也。”張彥遠從書畫同源的角度解釋了文字和繪畫的產生過程,並進一步從藝朮的角度闡述了文字和繪畫的社會功能,體現了成熟而深刻的藝朮觀。
【中國故事】
倉頡,一作蒼頡,一個和漢字永遠連在一起的名字。《世本·作篇》記載:“蒼頡作書”。《荀子·解蔽》記載:“好書者眾矣,而倉頡獨傳者,壹也”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記載:“古者蒼頡之作書也,自環者謂之俬,揹俬謂之公,公俬之相揹也,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”《呂氏春秋·君守篇》也有“蒼頡作書”的記載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的記載影響最大:“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,鬼夜哭。”以上文獻言之鑿鑿,記載了中華民族最早創制文字的人就是倉頡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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