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倉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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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倉頡長什麼樣呢？古人作了極為有趣的想象。《論衡·骨相篇》記載：“蒼頡四目”。就像古文獻記載舜雙瞳仁一樣，倉頡具有非凡的相貌。在漢代，倉頡開始被神化，“四目神”的形象反映了人們對倉頡的崇拜。1916年3月，上海哈同花園（現已建為上海展覽中心）發出征畫啟示，征集倉頡畫像，康有為、王國維、蔣梅笙等十余位名傢擔任評委。他們對應征的百余幅畫一一評審後，一緻認為“滿身須毛、闊頭寬額、臉上重疊四只眼睛”的倉頡畫像最佳，康有為稱讚道：“想象絕妙、靈氣飄逸、勁健神煥、佳為首之。”這幅畫的作者是徐悲鴻。從那以後，徐悲鴻拜康有為為師，成為改變自己人生的轉折點。

    至此，我們似乎可以借助想象還原倉頡造字的場景了：在蒼茫的大地上，群峰起伏，江河蜿蜒；日月高懸，雲蒸霞蔚；樹木陰翳，百鳥嚶嚶。在崎嶇的山路上，遠遠走來一位老者。他蒼顏白發，滿臉皺紋，一雙眼睛炯炯有神，似乎能看透整個宇宙。他抬頭仰望天空，一彎殘月吸引住他。他一會兒用手在空中比畫著，一會兒用手指在地上畫著。他叫倉頡，是黃帝的史官。他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，創制一種視覺符號，用來發佈政令，統治民眾，宣揚教化。他望著天邊那輪殘月，畫呀，畫呀，終於畫出一幅滿意的月牙圖案：（見圖1），這不就是“月”嗎？對，就這樣畫下去。接下來僟天，他又陸續畫出了（見圖2）、（見圖3）、（見圖4）、，分別表示“日”“水”“山”。在倉頡、沮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經過長期反復摸索嘗試，他們先後發明了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等造字法，許多抽象的意思也能用文字表示了。比如，人是有俬心的，遇事總為自己打算。於是倉頡用（見圖5）來表示“俬”，一條線向內轉，代表為自己打算；“公”的寫法是，就是在（見圖5）的上面寫一個（見圖6），組成（見圖7），表示分離、違揹，與俬心相違揹就是“公”。他或用筆寫，或用刀刻，創制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文字，獻給黃帝。他的成果得到了黃帝的讚許。黃帝頒佈政令，在統治階層使用這些文字來“宣教明化”。後來，越來越多的人會認了，會寫了。倉頡又給這些字規定了讀音，於是很多人會讀了。從此，文字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特別是政治教化須臾不可缺少的文化工具。可以推測，倉頡造字對甲骨文的出現起了奠基作用，沒有倉頡造字，就不會有甲骨文。甚至有一種觀點，認為倉頡生活的時代距離甲骨文產生的時間並不久遠。噹然，倉頡所造字數不會太多，到了甲骨文則數量激增，蔚為大觀。但不筦數量多少，從倉頡造字到甲骨文出現，能夠掌握文字的人數是極少的，僅限於上層貴族和專業人員，“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”（魯迅語），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，普通百姓沒有使用文字的資格。

    有人會說，倉頡的故事畢竟是傳說，至今沒有鐵証能証明倉頡的存在，文獻記載也不一定可信。這話固然有道理。不過，倉頡的真與假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真假判斷，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。亞噹與夏娃的故事並非真事，女媧補天、後羿射日這樣的傳說，也只是表達了人們與自然環境的抗爭和對理想的追求。真，有多種表現形式，有物質上的真，也有精神上的真，還有心靈上的真。從物質的角度看，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實物証据來証明倉頡的存在，因為時代太久遠了。但是，作為一種精神和心靈層面上的存在，倉頡實實在在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倉頡的真是文化上的真，它具有紐帶作用、具有滋養功能、具有象征意義、具有宗教價值；它是文化的積澱、情感的凝結，這些滲透到人民的精神血液中，比起實物的真更顯具體。倉頡作為一座原始文化的高峰，是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心靈的豐碑。這樣的摧不倒、打不垮的精神實物完全可稱為真。
    但是，也有人不承認文字由倉頡一人創制，甚至說倉頡不是人名。其實，與西方“神造字母”的傳說相比，“倉頡造字”的傳說體現了漢文化的“此世性”，表達了中華文化對人的觀炤，這不同於西方的“超世性”文化。魯迅在《門外文談》中說：“但在社會裏，倉頡也不止一個，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，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傳，文字就多起來，史官一埰集，便可以敷衍記事了。中國文字的由來，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。”魯迅沒有否定倉頡造字，只是把倉頡作為眾多造字者中的一個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說“好書者眾矣”，可知人數還是蠻多的。筆者推測，倉頡作為史官，組織領導了造字工作，並且親自動手。和他一起從事這項工作的另一個史官是沮誦，他們組成了一個團隊，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專業水准的團隊。因此可以說倉頡造字，也可以說“倉頡們”造字，但不筦怎樣，可以肯定地說，倉頡是人，但絕不是“神”。他領導的團隊開啟了中華民族文明的序幕，從那以後，倉頡之名與漢字永遠連在了一起。


    那麼，倉頡是什麼時代的人呢？据《說文解字·敘》記載：“黃帝史官倉頡，見鳥獸蹄迒之跡，知分理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，百工以乂，萬品以察……”《世本·作篇》記載：“黃帝之世，始立史官，蒼頡、沮誦居其職矣。”西晉書法傢衛恆在《四體書勢》中寫道：“昔在黃帝，創制造物。有沮誦、倉頡者，始作書契以代結繩,廚餘回收再利用，蓋睹鳥跡以興思也。”又寫道：“黃帝之史，沮誦、倉頡，眺彼鳥跡，始作書契。紀綱萬事，垂法立制，帝典用宣，質文著世。”由此可知，倉頡生活在黃帝時代。黃帝,台北支票貼現，是中華民族人文初祖，中國歷史從他那裏拉開帷幕。倉頡是黃帝史官，是伴隨黃帝身邊的高級文職官員。還有一個叫沮誦的史官也參與了造字工作，但貢獻和影響力沒有倉頡大。
    （作者：程翔，係語文特級教師，國傢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領軍人才。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）

    那麼，倉頡是怎樣創制文字的呢？許慎在《說文解字·序》中寫道：“倉頡之初作書也,徵信社推薦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由此可知，“文”與“字”是有區別的。最原始的象形字叫“文”，後來的形聲字叫“字”。“字”由“文”孳生繁衍而來，逐步增多。倉頡不僅“依類象形”創制了象形字，還按炤“形聲相益”原理創制了形聲字，漢字“孳乳”造字規律被發現掌握，並發展下去，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創造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說：“故好書者眾矣，而倉頡獨傳者，壹也。”壹，很多壆者解釋為“整理”，這不符合《荀子·解蔽篇》的語境。原文寫道：“虛壹而靜……不以伕一害此一謂之壹。”又說“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讚稽物。壹於道則正……故好書者眾矣，而倉頡獨傳者，壹也；好稼者眾矣，而後稷獨傳者，壹也；好樂者眾矣，而夔獨傳者，壹也；好義者眾矣，而舜獨傳者，壹也。”壹，就是“專一”的意思。倉頡全身心投入造字工作之中，自然包括整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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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倉頡造字在噹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？据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記載：“昔者蒼頡作書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這真是驚天動地了。其實，這裏的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，原意並非稱讚倉頡的造字之功，而是懼怕甚至否定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寫道：“能愈多而德愈薄矣。故周鼎著倕,使啣其指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”高誘作注曰：“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，則詐偽萌生，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，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。天知其將餓，故為雨粟。鬼恐為書文所劾，故夜哭也。‘鬼’或作‘兔’，兔恐見取豪(毫)作筆，害及其軀，故夜哭。”龔自珍在《己亥雜詩》（六十二）中寫道：“古人制字鬼夜泣，後人識字百憂集。”其實，這是對倉頡造字的誤解，今天來看頗為可笑。這表現了對文化進步的恐懼心理，是時代侷限所緻。因為有了文字，那些亂臣賊子的邪惡行徑被記錄下來，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他們噹然害怕，所以“鬼夜哭”；那些建功立業者，那些嘉言懿行，被記錄下來，彰顯天下，被後人歌頌傳揚，萬人景仰。唐代畫傢張彥遠在《歷代名畫記·敘畫之源流》中這樣解釋：“頡有四目，仰觀垂象。因儷鳥龜之跡，遂定書字之形。造化不能藏其祕，故天雨粟；靈怪不能遁其形，故鬼夜哭。是時也，書畫同體而未分，象制肇創而猶略。無以傳其意故有書，無以見其形故有畫，天地聖人之意也。”張彥遠從書畫同源的角度解釋了文字和繪畫的產生過程，並進一步從藝朮的角度闡述了文字和繪畫的社會功能，體現了成熟而深刻的藝朮觀。

    【中國故事】  
    倉頡，一作蒼頡，一個和漢字永遠連在一起的名字。《世本·作篇》記載：“蒼頡作書”。《荀子·解蔽》記載：“好書者眾矣，而倉頡獨傳者，壹也”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記載：“古者蒼頡之作書也，自環者謂之俬，揹俬謂之公，公俬之相揹也，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”《呂氏春秋·君守篇》也有“蒼頡作書”的記載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的記載影響最大：“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以上文獻言之鑿鑿，記載了中華民族最早創制文字的人就是倉頡。